明清之际，文人画盛极一时，是中国绘画史上别具人文意趣的时期。八大山人、石涛都曾活跃于此时。在文人画的发展历程中，八大山人的表现是突出的。三个多世纪来，他影响着大江南北的绘画界，被誉为画史上的一颗巨星，他那独树一帜的风格，“浑无斧凿痕”的画迹，闪光于东方以至世界的画坛。八大山人的造诣，评者以为“笔墨豪雄”、“逸气横生”、“不受绳墨约束，而又合规矩方圆”。
江西美术出版社组织编集并出版《八大山人全集》，很有价值，尤其对我国近古文化史及绘画史的研究，有着积极的意义。
这部《全集》，汇集了八大山人的遗作，从他的书画作品、题诗题跋、信札以至他的印鉴、款识中，可以较全面地获知八大山人的身世以及他的为人为艺。《全集》也反映了明清之际，凡具“儒家道释观”的文人画家的处境和艺术思想。八大山人在当时，虽是“踪迹风颠甚”，而在书画艺术上，却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“胜流”。正因为是“胜流”，八大山人在画史上的这个时期更具有其重要的代表性。
八大山人的代表性，体现在文人画家具有的那种“儒家道释观”。八大山人的绘画，落在文人画的这一范畴及其模式中。所以《全集》抓住了八大山人，也就有节有序地抓住了明清之际文人画的现象。这里，我就八大山人在文人画方面的突出表现，用以说明这部《全集》的汇编出版的价值。八大山人明显的表现是：
一、作为文人画的笔墨要求。笔墨，向被文人画家看作“生命之所依”，故有画家云：“舍笔墨，何以谈画”。历代文人画家在论画中，费力最大的，就是谈用笔与用墨。在这方面，八大山人早就提出，用笔用墨要“浑无斧凿痕”，要“圆转自如，如环之无端”，八大山人身体力行，所以八大山人的笔墨，正如近人傅抱石、潘天寿、谢稚柳诸位先生曾用同一语调云：“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了。”意即八大山人笔墨精到，无人不知，用不到作一般评说。
二、作为文人画的表现。诗、书、画结合是文人画的一种较完满的形式。在一局画中，要求画好、书法好、诗也做的好。在这方面，八大山人是佼佼者。故有评者说他“诗书画执牛耳于西江”。如其所画《岁寒三友》，又如《安晚》册中的有些作品，更如所画梅花，曲、诗、书相配，自自然然，可谓典型。
三、作为文人画的审美情趣。在历史上，文人讲“清高”，希望过“淡泊”、“宁静”的生活。在封建社会，他们有隐逸之思，追求“静如太古”的居住环境，他们不怕“日长如小年”，他们惜阴，即使他们居“陋室”，仍然要求自己的生活过得丰富而充实。反映在绘画上，有一种淡雅、疏朗、清幽的形式感。八大山人追求的是空疏美，稚拙美。他的花鸟画疏淡，明洁，他的山水画冷寞，荒寒。他在绘画上的这些表现，只要打开这部《全集》，就得以一一入目，他在毫端的这种落墨，是文人画的表现特点，是文人画家特有的一种审美情趣的流露。
四、作为文人画对寄情寓意的讲求。八大山人在这方面无不“时时处处见其真。”
文人画具有民族文化内涵，文人画家，“落笔虽偷闲”，但不无聊，仍以“情思溢砚池”。赏菊，用其“傲霜”，画梅，以存“清气满乾坤”，写松则题“岁寒而不凋”，虽然画的是花，其实画的是人的品格。文人爱国，以渍墨渍水写山川的“迷远”题曰“溪山无尽”，意即祖国江山可爱于“无尽”中，黄宾虹的所谓“中华大地，无山不美，无水不秀”，正是此谓。历来仁智者乐山乐水，故喜画万水千山，画丘壑奔腾……使文化的内涵寓于“个中”。再说，画家个人的感情变化，或喜，或怒，或悲，或畅神，或抑郁，均寄情于毫端。我曾研究八大山人署自己之号为“山人”，这个“山”字，联系其身世及其他表现，显然不是指一般山水间的“山”，也不是过去文人自称的那种“山人”，或“山樵”的“山”，过去文人自称“山人”，“山神”，有自谦之意，我“非市井中之众人”，意即“吾为绝俗脱尘之世外人”，表示较他人“清高”。但八大山人之所称“山人”，除上述的寓意外，这个“山”，所念念不忘的是朱明王朝的旧江山。这些，我曾在八大山人的书、画、诗及文中找到过证明。而今，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这部《全集》，其中就有不少新的资料可以用来证实他的这个“山”的本意。
我之所以这么说，从出版与学术研究这个角度而言，这部《全集》，不但起作用于对八大山人艺术作深入的研究，还在于对明清之际的绘画研究，产生了实实在在的联贯作用。昔贤赞好书付梓有益于后人者。喻之“正是一成田，五千人衣食”，这句话，不妨用来赞此《全集》的出版。在跨世纪之际，出版界能办实事，出版学术界亟需的出版物，怎么不令人额手称庆。
据出版社同志说：这部《全集》，历时七年才告竣，主持并参与编辑这部《全集》的同仁们，不畏寒暑，不辞辛劳，为征集作品，请教问题，奔走于大江南北，以至是海外，说是“为一字，化时两越月”，“为一图”，“车行数千里”，认真之至。编者们还选择了不同时期研究八大山人的学术资料，况且又附以《八大山人年表》等。几十年来，我在绘画史这一门学科上花了一些时间，深感我国美术史研究的基础还薄弱，其中一点，即对资料挖掘、整理等工作做得还不够，对代表性的画家，或有影响的画派的资料汇编等，似乎距“汗牛”还远。这就苦了搞通史的研究者。1964年，翦伯赞在一次史学研讨会上发言，说“凡搞通史的人，似乎都懂得一些历史事件，但搞通史的有搞通史的任务，所以对历史上的不少考证，必不可少地要依靠对个案深入研究者的劳动成果，我们搞通史的，向来尊重搞断代的，或搞专题研究的。”因为这样，我这个搞绘画通史的，现在看到《八大山人全集》的整理、汇集、出版，分外高兴。因为这部《全集》整理、出版是文化史、美术史、绘画史研究的基础工程。
出版一部大型的图书不容易，出版有学术价值、有实际意义的图书更非容易。江西美术出版社在新世纪到来之时，出版了这部《全集》，是适时的。综观其所编，觉得这部出版物，体现了世纪之交对八大山人资料整理出版的新水平。《全集》有学术性，在编印上有艺术性，其作用，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，不只在一个时期一个画家的研究，而是对绘画史上明清之际这一时期文人画现象的寻根和追究。所以说，这部《全集》的出版是“传实”的，而且更可贵的，还在于又“传虚”。可以预料，当它在书林间传播之时，它的作用，岂止于“五千人”的“衣食”，还促进了学术研究的提高与发展。
 |
